系统科学与数学

不谙英文的数学院士,居然是正牌海归?

撰文 | 倪忆(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)

来源:普林小虎队

去年曾经流行过这么一个段子:

虽说是一个段子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于学习英语的焦虑。二十多年前笔者上大学时,体育老师曾在课上吐槽,说连他评职称都要考英语。要求体育老师考英语可能是有些过了,但对于学术界尤其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来说,英语的确是非常必要的。无论是阅读文献还是发表论文,英语都是最根本的交流载体。

然而,有一位中国数学家,他的英语水平至多是普(can3)普(bu4)通(ren3)通(wen2),绝大多数论文都用中文发表,却取得了国际声誉。他,就是廖山涛院士。

廖山涛 (—)

廖山涛192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农民家庭,1938年入西南联大,1950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陈省身先生。

坊间传言,廖先生在读博士时,英语老是考不过。系里的秘书就跟陈先生反映,陈先生说:“哪有这种事?我去考他!”于是他亲自去考廖先生,然后廖先生就通过了。

芝加哥时代的陈省身

陈省身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微分几何学家,对于拓扑学里的“示性类”也有重要贡献。廖山涛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示性类理论里面的“阻碍类”。当时法国数学界有四名年轻的拓扑学家引发了一场拓扑学“地震”。这四个人就是塞尔 (Jean-Pierre Serre)、波莱尔 (Armand Borel)、吴文俊、托姆 (René Thom)。(塞尔和托姆后来都因为他们在拓扑学上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。)

1948年,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生接待来访的北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,左起:金星南、严志达、江泽涵、余家荣、吴文俊

吴文俊先生的工作跟普林斯顿大学斯廷罗德 (Norman Steenrod) 教授的工作密切相关,所以斯廷罗德想把吴先生聘到普林斯顿执教。然而他一打听,吴先生已经回中国了。怎么办呢?这时候吴文俊的同门师弟廖山涛[1]在芝加哥还没有毕业,但已经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,在数学界最好的杂志《数学年刊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。于是斯廷罗德便把廖山涛招到普林斯顿来弥补错失吴文俊的缺憾。

廖山涛和吴文俊

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廖山涛于1952年到普林斯顿从事博士后研究。[2](他到1955年才正式拿到博士学位。) 斯廷罗德知道他的英语不好,想方设法弄到一笔钱,让廖山涛不必教书。他还想送廖山涛去英语补习班,可是廖山涛过于专注数学研究,拒绝了斯廷罗德的好意。三年下来,廖山涛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,包括在《数学年刊》上又发表了一篇论文。然而他的英语却几乎没有进步,让斯廷罗德大失所望。

1955年的斯廷罗德

廖山涛1956年回国,执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。几年后,台湾大学毕业的项武忠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留学。斯廷罗德见到项先生便问:“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?”项先生说是中国人,斯廷罗德大怒,说:“你怎么混进来的?我曾发誓再不招中国人。”这当然是开玩笑。过了一年之后,斯廷罗德对项先生的印象非常好,于是接连从台大招了好多学生,包括项先生的弟弟项武义。八十年代项武忠终于见到廖山涛,发现廖先生讲的中文他也听不懂——湖南口音太重。

项武忠和吴文俊

六十年代时,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养猪之余,廖山涛的研究兴趣转向刚刚在西方兴起的微分动力系统。[3]?这门数学分支跟大众文化里经常谈到的“混沌”、“分形”、“蝴蝶效应”等概念密切相关。

状如蝴蝶的洛伦兹吸引子是动力系统里的一个例子

当时国际交流不便,资料匮乏,廖山涛在孤立的环境下用二十年时间发展出一套与美国、巴西等学派不同的理论。他把微分几何里的活动标架方法 (陈省身先生的拿手好戏) 引入到微分动力系统里面来,创造出了“典范方程组”理论。他又把拓扑学里的“阻碍类”思想 (就是他博士论文的主题) 引入进来,创造出了“阻碍集”理论。凭借这两样独门绝活,他证明了多个让西方学者为之惊叹的定理。

陈省身与廖山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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